[5]而对行政行为和执法而言，也概莫能外。

将严格司法与和谐司法统一起来。[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作中甚至还很具体地指出：法庭上如果是一个绅士进来．法官、检察官就点头哈腰、请他人坐。

我国司法制度的这些基本精神与原则，是在历史的考验和选择中形成的，是在借鉴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董老还说，有些人对判决不满意，经过各种办法说服后仍然要胡闹，对这种胡闹的人，就要采取必要的办法，可以将他押回去，不然这个国家机关就将一件事情也不能办了，因为判决是很难使双方都满意的，不能说我们执行了国家法纪就脱离了群众。[25]他曾经作过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要实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一方面要强化监督，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监督权的滥用。

如果只强调公平而不注重效率，就可能影响发展速度，公平就会永远停留在贫穷落后的水平上，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艰难困苦。胡锦涛同志在与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指出：维护人民权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目的。[17]国家设立各种机构，直接的目的就是排除对自由的侵犯和威胁，这是国家的第一义务，然后才是针对国家潜在威胁的尊重义务。

）具体指宪法中出现的其细节由法律规定、由法律规定或依法律等表述。[3]（P77）与之相区别，国家义务的可诉性是指有权司法机关对国家义务行为的司法审查，亦即对国家义务正当行使的司法强制的可能性，实质上是对国家义务的一种司法监督。如国家义务可诉性分析框架所示，给付义务的抽象部分即与基本权利客观面向对应的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与保护义务的相应部分具有相同的性质，该部分义务的可诉性问题如在保护义务中所述，除宪法委托的特定情形之外，一般不具有可诉性。最后，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对庄稼的毁坏和污染违反了尊重和保护隐含的食物权的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荷兰中央上诉法院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02号）关于医学上要求的在医院分娩的福利权条款进行的裁决，支持了国家给付义务中最低核心层次的可诉。基于国家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内在关联，某一基本权利是否具有请求性决定了相应国家义务的性质及内部构造，某一国家义务的可诉性与该义务对应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请求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对应面。

还有的学者更是以该项义务的可诉性为依据驳斥社会权不可诉的观点，保护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已有法律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这种‘方法选择，很明显的，并不是‘得不得立法的裁量，而是‘如何立法之裁量。第一，具体给付义务的可诉性，表现为最低核心义务可诉。而宪法委托对立法者在立法裁量上的拘束，又使得司法对立法行为的审查变得可行。

政府没有监督开采行为并让地方团体参与决定而忽视了政府保护其公民的财富和自然自愿不受剥削和掠夺的义务。[19]（P23）刘耀辉，单位为东南大学法学院。然而在保护义务中，对保护特定主体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却是具体的，因此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是可以主张的，对应的是该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可诉性可诉性包括纠纷的可诉性和规范的可诉性[1]。

因此，在国家义务体系中，国家义务的可诉性包括如下方面：（1）与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对应的尊重义务具有完全的可诉性，是一种典型可诉的国家义务。而属于积极权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被认为要求国家承担向个人提供福利的义务，这种积极意义的实施需要付出成本，如法院对此进行司法审查，则干涉了决策者的分立管辖范围，因此是不可诉的。

但是，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地累积，个人努力的效果在社会中日渐式微，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承认了这种国家义务一定程度上的可诉性。为了克服逐渐实现的义务给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施和监督所带来的困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并发展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

政府既没有监督石油公司的行为也没有要求采取安全措施。基本权利的客观面向，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秩序和原则对公权力产生的约束，这种义务所针对的对象是一般性的，作为的方式也往往是抽象性而非具体的。例如，在韩国宪法法院1994年12月判决的92宪甲22案中，法院认定立法者30多年没有对补偿问题采取立法措施的行为，超越了其裁量权界限，因此构成违宪。而且条款的性质依照一般条约以及这些更为具体的条款的最低限度的特点，是属于强制性的。（二）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的可诉问题分析如前述国家义务可诉性分析框架中所述，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对应的是基本权利的客观面向，是直接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目标、原则以及纲领性的义务，更多的具有政治性和道德性。实际上，所有的权利既有‘积极的相关义务，也有‘消极的相关义务。

转引自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2-53页。[13]根据自然法学说，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先于国家的形成。

[3]（P18）显然，尊重义务既作为主要方式存在自由权中，也作为次要方式存在社会权中。H. Kalkbrenner，aaO. SS. 42，43等。

在立法者主权的理念中，宪法规定仅被视为立法者单纯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国际人权学者普遍认为该项义务是可诉的，在一定情况下，保障义务也可成为可审判的。

[14]汉密尔顿具体论述了法院限制立法侵权的要求，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得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等。‘宪法委托是谓宪法在其条文内，仅为原则之规定，而委托其他国家机关（尤以立法机关为然）之特定的、细节性的‘行为来贯彻之。[12]（P204）而在人权的保障实践中，审查机构正是通过适用平等和不歧视原则从尊重义务的可诉的角度实现对社会权的司法救济。[22]（P130）与保护义务一样，给付义务也包括抽象和具体两部分内容。

司法实施宪法是一个政治行为，一种替代革命的和平方案。[21]譬如立法者受到‘宪法构成的委托，所为的立法行为，都是使宪法能具有‘执行性的行为。

换言之，革命不仅不能保护个人权利，而且还可能对个人权利造成危险。然而，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或者自由权——社会权的二分只是相对的，基本权利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并且基本权利所针对的国家义务也具有综合性。

并且，基本权利的主客观面向也并非绝对对立，客观面向中也包含了具有受益权功能的主观权利要求。而只有当相关国家机关不依法履行保护权利主体免受第三人侵害，权利主体针对相关公权力提出的诉讼，即体现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可诉问题，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

因此，防止和对抗政府对基本权利的侵犯，要求寻找一条革命之外更为稳妥且有效的路径。在给付义务的履行上，基于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各国之间可利用资源的差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家承担尽最大能力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随着立法者主权思想的式微，加之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宪法委托的概念兴起。恰如麦迪逊所言无论政府的真正权力在那里，都有压迫的危险。

在建立新国家政府的制度结构中，联邦党人设计了两种政治装置——制衡原则与扩大的共和政体，对公权力之于个人权利的潜在侵害进行与攻击的危险相称的防御。参见韩大元、莫纪宏：《外国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实际上，法律规范包括权利规范和义务规范，因此，可诉性同样包括权利可诉性和义务可诉性。其表现形式为要求国家证明多采取的关涉社会——经济权利的任何倒退措施的合理正当。

从可诉角度而言，承前所述前者的可诉性毋庸置疑。[20]类似的判例也出现在国际人权保护实践中。